1935年，川西北的红军队伍里，一名被撤职的班长重新背起了行装。他叫，后来担任红军第十师传令兵班长。此时的师长陈锡联，并不认识这位年轻人，却很快注意到他情绪低落。
李德生受到处分，与当时的复杂局势有关。面对组织安排，他心里难免有疙瘩。没有摆师长架子，只是劝他别把包袱一直背在身上，革命队伍看的是今后的行动，不能被一时得失困住。
这句话并不华丽，却给李德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对一个刚遭遇挫折的干部来说，安慰不是简单说几句好听话，而是让他重新找到位置，重新相信组织，也重新相信自己。
陈锡联能识人，并非偶然。1933年，红军攻入四川达县，缴获了一批物资。陈锡联当时还没有见过金砖，竟把金砖当作铜块，拿来垫床铺。李先念、郑义斋发现后，连忙提醒他：“这是黄金，是金砖啊！”
陈锡联这才明白过来，赶紧组织人员，把散落各处、甚至被丢弃的金砖收拢上交。这件小事后来常被人提起。一个能在战场上果断决断的指挥员，也可能在生活常识上闹笑话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判断干部、使用干部。
李德生没有因为一次撤职而消沉。他跟随部队参加长征，在艰苦环境中一步步证明自己。陈锡联也一直留意这名年轻干部，能帮一把时便帮一把，能给机会时便给机会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陈锡联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团长。由于部队改编，许多红军干部都出现了降职使用的情况，李德生却被安排担任通信排排长。职务变化看似不大，背后却是陈锡联对他的信任。
1937年10月，769团在山西代县一带活动。陈锡联发现日军飞机频繁起降，判断附近可能有机场。经过侦察，部队确认阳明堡镇有一座日军简易机场。
10月19日夜，769团突然发起袭击。战斗持续时间不长，效果却十分突出，日军飞机被炸毁二十余架，机场遭到严重破坏。这就是著名的阳明堡战斗。陈锡联由此声名大振，李德生也参加了这次作战。
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，往往最能看出彼此的分量。1938年，李德生头部负伤，陈锡联得知后，专程到医院看望。那时战事紧张，师团干部事务繁重，陈锡联仍抽出时间前往，这份关照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。
抗战胜利后，李德生早已成长为团级干部。关于他早年受到处分的问题，陈锡联一直放在心上。经过组织审查，1946年，李德生得到平反。对于李德生而言，这不仅是个人经历上的纠正，也意味着组织重新确认了他的政治表现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两人的工作关系发生了变化。李德生转到麾下，参加襄樊战役、淮海战役等作战，逐渐成为能打硬仗的旅级指挥员。陈锡联则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。昔日的师长和班长，开始在更大的战场上各自承担重任。
1949年整编后，李德生担任第12军第35师师长，王近山任第12军军长，陈锡联则是第三兵团司令员。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拉开了，早年的师友情谊却没有因此中断。
抗美援朝期间，李德生率部入朝作战。1952年秋，上甘岭战役打响，第12军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。李德生在战斗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指挥能力，尤其是在持续争夺、反复拉锯的情况下，能够把部队稳住，把阵地守住。
1955年授衔时，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军衔不同，不能简单理解为能力高低，而是与职务、资历和当时的干部结构有关。此时的李德生，已经从当年的传令兵班长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干部。
真正让两人命运出现明显差别的，是后来承担的政治和地方工作。1968年，李德生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关注。谈到安徽工作时，毛泽东问他是怎样打开局面的，李德生回答：“就是大造舆论。”回答很短，却显示出他善于抓住主要矛盾、推动局面变化的一面。
1969年，李德生进入中央政治局，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。1973年，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进入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层。按照当时的政治职务划分，这一职务属于正国级。
同一年，陈锡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成为副国级领导干部。距离1935年李德生担任传令兵班长，恰好过去了38年。那时，一个是师长，一个是被撤职后重新起步的班长；38年后，两人都走到了国家政治舞台的重要位置，只是所处层级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历史中的提携，未必立刻显出结果。陈锡联当年给李德生的，可能只是一次谈话、一个岗位、一次探望和一次申诉。但在漫长岁月里，这些细节与李德生自身的战斗经历、组织能力叠加起来，最终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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